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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执法”到“协同”:公安交警与车路云一体化路侧设备共建的核心矛盾与破局方案
本文转载自:赛文交通网

赵志伟| 作者

丸子 | 编辑

包图网 | 图片来源

近年来,“车路云一体化”作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关键支撑,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全国铺开。

据行业预测,到2025年,中国智慧交通市场规模将突破2400亿元。在这一背景下,路侧智能基础设施——包括高清摄像头、毫米波雷达、激光雷达、RSU(路侧单元)、边缘计算节点等——正密集部署于城市主干道、高速公路乃至社区微循环道路。

表面看,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;但深入观察就会发现,一个长期被掩盖却日益尖锐的结构性矛盾正在加剧:公安交警系统历经十余年构建的执法感知网络,与新兴车路云体系所需的协同感知设施,为何仍在“平行运行”?重复建设、资源浪费、数据割裂等问题反复上演,其根源不在技术能力不足,而在于治理理念尚未真正转向“协同共生”。

必须直言,当前许多地方所谓的“共建共享”,实质上仍停留在物理层面的“一杆多挂”或“摄像头复用”。这种做法看似节省了空间和部分硬件成本,却并未触及功能融合、数据互通与机制协同的核心。

更令人担忧的是,这种浅层整合正在制造一种“我们已经在协同”的错觉,反而延缓了真正的制度创新。如果继续满足于“内容梳理式”的整合幻觉,路侧基础设施就永远只是财政支出项,而非驱动交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引擎。

 

PART 01

 

公安交管的“执法逻辑”无可替代,但不应成为协同的壁垒

公安交警部门通过持续投入,已建成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的高清电警、智能卡口、多维测速、信号控制等一体化执法感知体系。这套系统以“安全、秩序、执法”为核心目标,强调高可靠性、法律效力与数据封闭性,是当前城市交通管理不可或缺的“压舱石”。对此,我始终持高度肯定态度——没有这套体系打下的基础,任何智慧交通都无从谈起。

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:这套体系的“封闭性”正在无形中成为车路云发展的隐性障碍。由于执法数据涉及公共安全,其采集、存储、使用均受到严格限制;设备接口标准不开放,算法更新周期长,功能高度单一。当车路云需要毫秒级响应、全域连续感知、多源融合计算时,传统执法设备往往力不从心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,部分地方将“公安主导”误解为“公安独占”,导致新建的智能路侧项目不得不另起炉灶,造成财政资金的双重甚至多重投入。

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某中部省会城市在推进车路协同示范区建设时,竟在同一交叉口同时部署了公安电警、交通局流量监测、车企V2X感知三套独立系统,仅杆件与电力配套就重复投资超百万元。这种“看得见的浪费”,本质上是制度协同缺位的结果。我们不能再用“部门职责不同”来搪塞问题——职责可以分工,但基础设施必须统筹。

我坚持认为:公安交管的职责是守住交通安全底线,但不必包揽所有路侧功能。守住执法边界的同时,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(如数据脱敏、边缘计算隔离、API网关控制)开放非涉密感知能力,让同一套硬件支撑多元目标。否则,“共建”就只是形式主义的遮羞布,既浪费公共资源,又拖慢整体智能化进程。

 

PART 02

 

车路云的“协同野心”值得鼓励,但不能脱离现实空转

另一边,车路云阵营高举“超越单车智能”的旗帜,激光雷达、毫米波雷达、C-V2X通信单元、边缘服务器纷纷上马。其愿景令人振奋:为自动驾驶提供“上帝视角”,实现车路实时对话,动态优化信号配时,甚至预测交通事故。这种前瞻性探索值得充分肯定。

然而,部分项目却陷入“为智能而智能”的误区。一些示范区热衷于堆砌高端设备,追求参数极致,却忽视实际应用场景与长期运维成本;更有甚者,试图绕过公安交管体系,自建一套独立的感知网络,结果不仅造成重复投资,还因缺乏执法权威与公众信任而难以落地。

我曾实地调研多个车路协同试点,发现一个普遍现象:新建的V2X系统检测到某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后,会立即向周边车辆推送预警信息。但因为该事件未同步至公安交警的接处警平台,指挥中心既未派警,也未调整信号灯疏导车流,导致后方车辆虽收到预警却不知如何应对,反而在路口聚集形成二次拥堵。群众抱怨:“明明说前方有事故,为什么红绿灯还是照常放行?”——这种“感知到了,但系统没反应”的尴尬,恰恰暴露了车路云与现有交管体系脱节的致命短板。这说明什么?车路云不是对传统交管的颠覆,而是对其能力的延伸与补充。

真正的智能路网,必须既能精准识别闯红灯车辆用于执法处罚,也能向自动驾驶汽车广播“前方50米有施工区域”的动态预警。两者本应同源同流,而非分庭抗礼。

任何试图割裂现有治理体系的“创新”,终将被现实反噬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:脱离公安交管体系的车路云,就像没有地基的高楼,再漂亮也经不起风雨。

 

PART 03

共建的核心矛盾不在设备,而在机制与利益

 

表面上看,公安与车路云的设备确有重叠:摄像头、雷达、信号机……似乎“共用”顺理成章。但深入一层就会发现,真正的障碍在于深层次的机制冲突:

  • 功能目标错位:公安要99.9%的车牌识别准确率以支撑执法证据链,车路云则更关注行人轨迹预测、车辆意图判断等连续状态感知。同一传感器,算法优化方向南辕北辙;
  • 数据权属模糊:执法数据属于公共安全资产,严禁外泄;而车路云数据蕴含商业价值,企业希望用于高精地图更新、保险定价等场景。谁拥有数据?谁可使用?收益如何分配?目前几乎空白;
  • 存量改造困局:大量服役5年以上的电警设备无法联网、算力不足,改造成本高昂。政府不愿全担,企业不敢投入,导致“旧网难用、新网又建”的恶性循环;
  • 部门协同缺位:交通、公安、工信、城管、财政……多头管理下,连一根智能杆的审批流程都可能涉及七八个部门,统一规划沦为纸上谈兵。

这些问题,靠发布几个技术标准远远不够。我们必须承认:路侧设备共建的本质,是一场跨部门、跨行业、跨利益格局的制度重构。技术只是工具,真正的战场在体制之内。如果只谈技术不谈机制,那所有的“一体化”都只是空中楼阁。

 

PART 04

破局之道:从“物理共用”迈向“生态共赢”

 

基于对多地实践的观察与反思,我认为真正的破局路径必须跳出“设备共享”的浅层思维,转向三个维度的系统创新:

第一,推行模块化、可扩展的路侧架构。

与其强求一台设备同时满足执法与协同的所有需求,不如采用“基础平台+功能插件”模式。供电、通信、基础感知作为共用底座,执法取证、V2X通信、激光雷达等作为可插拔模块。长沙岳麓高新区的“一杆多能”实践已证明,此举可显著降低部署成本,且便于未来按需升级,避免“一次性投资、五年即淘汰”的窘境。这种思路,才是真正尊重技术演进规律的做法。

第二,构建可持续的数据价值闭环。

脱敏后的交通流数据、事件数据、环境数据,完全可以产品化。北京亦庄向导航平台出售实时路况数据年入50万元,柳州通过数据交易所挂牌交易预期收益达千万元——这说明,路侧设备不仅是支出项,更是可经营的数字资产。关键在于建立清晰的数据确权、分级授权、定价与收益反哺机制,让企业敢投、愿投、能回本,形成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社会受益”的良性循环。否则,企业凭什么长期承担高昂的运维成本?

第三,创新投融资与绩效付费机制。

针对存量设备改造难题,可推广PPP(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)+效果付费模式。由政府与社会资本成立SPV公司,政府不一次性买单,而是按“事故下降率”“通行效率提升值”“碳排放减少量”等实际成效支付服务费。贵州某高速路段试点该模式后,企业主动优化算法提升识别精度,政府则以绩效结果结算,双方风险共担、收益共享。更重要的是,它把“共建”从工程合同转化为长期伙伴关系,真正实现“建管用”一体化。这种机制,才是破解“重建轻管”顽疾的关键。

 

PART 05

 

结语

路侧设备的共建共享,绝非简单的资源整合,而是一次治理范式的跃迁。它要求我们放弃“我的设备”“你的系统”的零和思维,转向“公共基础设施”的共同体意识。

公安交警要敢于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开放非核心数据接口,车路云企业需尊重执法权威与公共安全底线,政府部门则必须扮演好“统筹者”与“规则制定者”角色,打破部门墙、打通数据链、重构利益格局。

唯有如此,那些矗立在街头的杆件与盒子,才能真正从“执法利器”蜕变为“协同神经元”,既守住安全底线,又托起智能上限。

未来的智慧交通,不属于某一个部门,也不属于某一家企业,而属于所有愿意打破壁垒、共创价值的参与者。这条路很难,但值得走——因为重复建设的代价,我们已经付得太多。

作者简介:赵志伟,人工智能专业高级工程师,合肥市高层次人才,安徽省工信厅高新技术专家,拥有10余年信息系统架构经验,十余项授权专利,主要研究方向为车路云一体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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